電子報專文 | 美國政府的研究倫理案件審議制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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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18 年七月 / 第 16 期
作者：周倩、潘璿安

美國做為學術研究的重鎮，是如何管理及處理違反研究倫理的案件？

首先，在政府層級，美國於 2005 年訂立了聯邦法規（U.S. Regulation 42 C.F.R. Part 93: Public Health Service Policies on Research Misconduct），其中定義了研究不當行為：「在提出、執行或審核研究計畫，或報告研究結果時，涉及捏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抄襲（plagiarism）的作為」，但不當行為不包括誠實的錯誤（honest error）或不同的意見（differences of opinion）。此法規即做為美國學術機構審理疑似違反研究倫理案件的最高依據。

此外，亦有相當於政府層級之專責單位來監督及處理研究倫理案件。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下有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 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為具有調查權的獨立單位，可以籌組調查委員會，直接向上級報告調查結果，並在網站中公告摘要報告，案例中包含真實姓名、案件始末及處置方式。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則設有一個平行的總監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OIG）， 也是具有調查權的獨立單位，直接向國會、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告。 OIG 負責監督 NSF 內部的管理，以及所有獲得 NSF 研究獎補助的人（如受獎人、計畫主持人），確保他們執行研究計畫的效率及效果，並預防經費不當使用、學術資源浪費等。OIG 成員有審計師、律師、調查員、科學家，及其他專家。

值得注意的是，當學界發生疑似不當研究行為時，這二個聯邦機構雖然具有調查權，但因為美國幅員廣大，研究機構眾多，所以初步的調查工作仍由研究機構自己進行，再將調查結果呈報至這二個研究經費補助機構。必要時，ORI 或 OIG 會再展開其他的調查工作。例如在 2016 亞太地區研究誠信網絡會議（Asia Pacific Research Integrity Network Meeting，簡稱 APRI）中來自 ORI 的官員 Ranjinidevi Ambalavanar 博士，說明若有疑似案件，其流程是 ORI 將調查工作全權交由涉案人員所屬之研究機構去執行；ORI 在過程中只是擔任監督及決議懲處方式的角色。Ambalavanar 博士也提供了研究機構在調查時的重要原則，例如：

  1. 應即時扣押各種證據。
  2. 嚴謹地紀錄每個調查環節。
  3. 挑選適合的專家委員會去評估涉入議題的嚴重性。
  4. 針對當事人進行面談，並嚴謹地記錄和註記訪談內容。 
  5. 合法地取得各種證據。
  6. 謹慎地撰寫調查報告，並適當引註每個取得的事證等。

做為全世界唯一制訂聯邦法律，並設立研究倫理案調查處理事務分層負責的國家，美國的機制在運作時有沒有重大優點或問題？優點是聯邦政府、研究機構具有法源去調查，包含組成委員會去查封實驗 室、扣押研究資料與設備（如電腦）、訪查所有相關人員等。但是，美國機制的問題在於「定罪」。來自 NSF 的 Erik Runko 博士表示， 由 NSF 近年在處理疑似違反研究倫理案件的過程中發現，因為上述聯邦法規對於研究不當行為的定義相當具體（僅限於 FFP），且研究者必需被認定為「蓄意」捏造、篡改或抄襲研究成果，因此最終能成立並懲處的案件，僅占所有疑似案件中的極小部分。

由此可看出，法規只能正向宣示，以及舉出不當之研究行為樣態，不能處理處於灰色地帶的研究行為，也就是所謂之「有疑義的研究行 為」（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簡稱 QRP）。以美國而言，多數被檢舉的 QRP 並不完全符合聯邦政府對於研究不當行為 FFP 的法律定義，不能加以「定罪」，但這些行為也絕對稱不上是「優良的 研究行為」（Good Research Practices，簡稱 GRP）。QRP 是一種介於兩者間灰色地帶的研究作為，包括：不當的論文掛名、草率地執行研究、使用錯誤的研究工具（統計方法）、選擇性報告研究結果、資深研究者未能適當教導或監督新進研究者、引註前人研究時不夠完備、研究室管理不佳、研究資料保存不當，以及未妥當管理利益衝突等。QRP 雖然沒有 FFP 那樣嚴重，也不會直接違反聯邦法令，但是已經踩在違規的邊界上了；透過 QRP 產生的研究成果除了靠學界去評價，相關的審議及懲處則主要根據各研究機構內相對應的規範或政策，例如：利益衝突管理辦法、研究成果歸屬政策，或研究資料管理政策等等。不論如何，QRP 及 FFP 二者都屬於學術資源的浪費（waste），絕對不可取。

因此，從美國的制度與經驗，可以看出幾個重點。第一，即便有了法令依據，卻可能因為規定的定義過於明確，而未能從法律面有效處理「所有」的研究倫理議題。本來法律與倫理道德的範疇就不同，法律是倫理的低標，如上述 QRP 行為即便不違法，但是也不應見容於學術界，因為研究倫理採用的是道德高標。

第二，政府的法令本身並不能有效預防或管控研究倫理違反案件 的發生，其主要還是做為發生後的處理依據。所以，全世界所有先進國家都責成研究機構建立高度內控機制，要求其中的研究者實踐學術自律。唯有從研究者個人做起，有良好的倫理知能，受過完備的教育訓練，並配合建置完善的研究環境，再加上清楚的規範引導，才能形塑研究機構整體的優良研究文化與風氣。

第三，在研究倫理教育的推動上，除了必須警惕研究人員不要涉入研究不當行為之外，也需要教導研究人員盡量避免跨入 QRP 行為的灰色地帶，並力朝 GRP 的向度趨近。以美國為例，雖然聯邦法規僅定義 FFP 三種樣態為研究不當行為，但 NIH 規定唯有完整囊括九大面向的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其訓練時數才會被 NIH 認可，這些面向包括：利益衝突管理、同儕審查、導師和導生關係、合作研究，以及作者責任等等。這樣全面的教育，才有助於提升研究者個人及團隊的研究能量與品質，研究的職涯才能走的長久穩健，研究成果也才能對學術發展和國家社會有所助益。

參考資料

建議引用格式：周倩、潘璿安（2018，七月）。美國政府的研究倫理案件審議制度介紹。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16，2–6。原文連結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科技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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