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專文 | 不知情也不同意？英國 Alder Hey 兒童醫院的嬰兒器官蒐集事件

Posted bysophiapanxxPosted in國科會（前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Tags:, ,

本文刊載於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20 年二月 / 第 35 期
作者：潘璿安、周倩

蒐集往生者的身體器官或檢體作為醫學研究之用，需不需要得到家屬的知情同意？多數人看到這個問題應該都是很肯定地認為：需要！但同時也可能很難想像，在 2000 年左右的英國，由於缺乏完善的遺體檢驗與器官保存制度及法規，竟造成許多父母在多年後需要重新安葬自己的小孩，而原因只是因為：醫師在沒有告知並取得同意的情況下，偷走了小孩的器官！

在本期的電子報中，我們將介紹發生在英國利物浦 Alder Hey 兒童醫院（Alder Hey Children’s Hospital）與當地許多醫療機構所涉及的人體器官與組織不當蒐集事件。這起事件催生了英國的《2004 年人體組織法》（Human Tissue Act 2004）與其國內的獨立監管單位「人體組織管理機構」（Human Tissue Authority）。

一、事件的緣起

這起英國醫院內的不當蒐集器官事件之所以會被揭發，是源於一位悲傷的母親對於醫院處理女兒死亡事件的質疑。Helen Rickard 的女兒 Samantha 於 1992 年在 Bristol 皇家醫院（Bristol Royal Infirmary）接受心臟外科手術，不幸於手術中過世；她的男友，也就是 Samantha 的父親，由於一直無法走出喪女之痛，也在 1994 年選擇輕生。Rickard 在悲傷之餘，將父女兩人安葬在同一個墓園。

1996 年，也是 Samantha 過世的四年後，Rickard 聽聞 Bristol 皇家醫院正面臨兒童心臟外科手術死亡率過高的指控，她因此向醫院調閱了 Samantha 的病歷，而這一查閱竟讓她悲憤不已。她看到一份病理師在 Samantha 病逝後寫給外科醫師的檢驗報告，當中表示已經摘取、保存了 Samantha 的心臟。Rickard 在接受訪問時說：

「我以為在手術後我已經將女兒下葬了，但發現她並沒有完全安息。如果我當初知道 Samantha 的心臟被拿走了，我一定會堅持要放回去才能埋葬。」（I thought I had buried my daughter after the operation but then discovered she was not completely laid to rest. If I had known Samantha’s heart had been taken out I would have insisted that it was put back in before she was buried.）（O’Neill，2001）。

Bristol皇家醫院在1997年將 Samantha 的心臟還給 Rickard，但此時 Rickard 已經辭去工作，決定全心追查這起看起來應該不是單一個案的事件。她和其他失去子女的父母組成支持團體，並積極尋找那些可能也遭遇相同狀況的家長。Bristol 皇家醫院也組成工作小組，調查院內器官摘取與保存的現況，並於 1999 年二月透過記者會向社會大眾報告；同年底，英國的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Ian Kennedy 也主持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目的是查明 Bristol 皇家醫院的兒童心臟手術品質。而就在這些調查的過程中，一位證人提到了 Alder Hey 兒童醫院可能儲存有大量兒童心臟一事，此時，Alder Hey兒童醫院的不當行為才逐漸浮出檯面……，而且，它不是英國唯一這麼做的醫院。

二、事件的揭露與調查

1999 年 12 月起的一連串正式調查，發現 Alder Hey 兒童醫院與英國國家健康服務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底下的其他醫院，都有未經家屬同意就摘取並保存患者器官或身體組織的狀況，而 Alder Hey 兒童醫院是這當中情節特別嚴重的機構。

這起事件的調查報告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Liverpool Children’s Inquiry 於 2001 年一月發佈，又稱為 Redfern Report（取自調查委員會主席、英國御用大律師 Michael Redfern 之名）。報告中指出， Alder Hey 兒童醫院長期在未經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摘取過世胎兒與嬰兒的器官－而且是全數的重要器官一律摘除－再保存於醫院的儲藏室中。而這一切不當行為的主導者，都指向一位在醫院任職的荷蘭病理學家 Dick van Velzen 教授。調查團隊在 van Velzen 教授的實驗室發現了大約 850 個嬰兒心臟與器官，都裝在儲存檢體的容器裡。調查報告寫道，van Velzen 教授「以研究為理由，不道德且非法地保留每一個案件的所有器官」（unethical and illegal retention of every organ in every case for the overriding purpose of research）（Redfern Report，2001，in Summary & Recommendation，p. 9）。調查過程也發現，即便有些家屬曾向 van Velzen 教授清楚表明不用進行完整驗屍，但他依然私下進行，且事後也沒有向家長坦承，而這麼做當然是為了偷偷保留嬰兒器官。換言之，這些家長以為自己從醫院帶回了孩子的完整身體（whole body），但實際上只是一個被掏空的空殼（empty shell）（Sheach Leith，2007）。

至於醫院知道這件事嗎？答案是：可能知情。調查指出，van Velzen 教授於 1988 年至 1995 年間在 Alder Hey 醫院服務，這段期間內的違規行為多達二十項，包括沒有如實向醫院登錄摘取出的器官資料、造假工作記錄、造假研究計畫申請、造假驗屍報告、慫恿同事跟他一起造假各種醫療記錄，以及在他離開醫院後，帶走全部他經手過的醫療資訊等等。而許多跡象都顯示，Alder Hey 兒童醫院在決定聘用 van Velzen 教授時，就知道這個人事聘用有其風險，但卻疏於監管他的工作活動；且在 van Velzen 教授任職於 Alder Hey 兒童醫院的期間，醫院多次有理由對他的行為進行懲處，但他們都沒有這麼做，這些都顯示醫院在醫療與研究管理上，出了相當嚴重的缺失。

調查結果總計，在 210 個隸屬於英國國家健康服務系統的醫療機構中，共儲存了約 104,000 具來自過世胎兒或嬰兒的器官、身體部位或完整遺體，光在 Alder Hey 兒童醫院就找到了約 1,500 具；此外，總計從過世病患身上採集到的組織樣本共約 480,600 件。不過，包含 Alder Hey 兒童醫院的許多機構都表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進行醫學研究與臨床訓練，目的是精進醫療品質。然而實際的問題在於，在多數情境下，他們都沒有經過家屬的同意便擅自蒐集這些器官。至於醫院有沒有違法呢？可能沒有。因為英國當時的相關法令（如：Human Tissue Act 1961、Anatomy Act 1984 與 Human Organ Transplants Act 1989）對於這類從遺體身上蒐集器官或組織的規範都不夠明確，導致醫院能免於承擔法律責任；然而就醫學倫理而言，他們無疑有著明顯的道德瑕疵。

至於 van Velzen 教授呢？他會被起訴或判刑嗎？答案也是不用。由於上述的法規都不夠完備，加上無法保證 Alder Hey 兒童醫院所儲存的器官與組織一定是非法取得的，因此英國皇家檢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於 2004 年 12 月決議不起訴他。家屬都為此感到震驚，並一再抨擊這個決定。不過 van Velzen 教授仍於 2005 年被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裁定永久禁止在英國行醫。

三、調查的建議與器官的處置

此事件的調查小組在報告中建議，英國政府應該修改當時實施的《1961年人體組織法》（Human Tissue Act 1961），以規定在驗屍、器官採集與保存前，都要落實全面的知情同意，且應該要求同意的對象只能是過世者的近親（next of kin）。報告也建議英國應該針對社會大眾進行健康推廣，以傳達同意驗屍與器官捐贈對於臨床治療、醫學教育與研究的貢獻。

最後，那些被找到的器官與組織是如何處理的呢？英國政府與醫院都積極尋找這些器官主人的家屬，並將他們返還，但仍然有一些過世者的身分無法確認。在 2004 年八月，五十位無法辨認身分的胎兒（其中七位來自 Alder Hey 兒童醫院），被一起下葬在利物浦的墓園；接下來連續數個月的每週四都固定舉行葬禮，安葬這些發現自英國各地醫院的小小身軀。總計超過 1,000 名遺體得到安息，多數都是小於 27 周大的胎兒。

四、該事件對學術界的省思

原則上，學術研究（尤其是醫學研究）的初衷都是良善的：為了探索未知的領域，或創造新的發現與發明；而這些初衷的長遠目的，都是為了造福社會大眾、推動公共利益，以及替公眾開創新的福祉與健康。然而，從過去我們在電子報中分享過的案例（包括這期）可以發現，仍有少數研究者以這些充滿善意的理想與抱負作為理由，卻用不當、不道德的手段去進行研究工作，而這樣所得來的研究成果，社會大眾真的能信服嗎？真的算有幫助到他們嗎？研究工作者所追求的，不應該只是做好的科學研究（doing good science），更應該堅持「秉持好的態度方式，進行好的科學研究」（doing good science in a good manner）（DuBois & Antes，2018，p. 2）。

此外，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因為違反研究倫理而對參與者造成嚴重傷害的事件，並不算太常見。但由英國的器官不當蒐集事件可以瞭解到，這些傷害有時不是直接發生在參與者身上，也不是在研究的當下就造成傷害，而是在長遠的時間裡，間接影響到參與者周遭的相關人士。在這起事件中，許多父母是接到醫院的通知，才知道原來自己過世兒女的器官還留在醫院裡，他們因此覺得被醫院及醫師欺騙了；甚至有的人因為堅持下葬這些由醫院返還的身體組織，而必須再經歷一次失去兒女的痛苦。這些二次、多次的傷害，想必都是這些家長當初始料未及的。因此，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一定要秉持誠信，並盡力保護參與者與其連帶關係人，讓他們都能免於生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傷害。換言之，追求科學新知固然重要，但若這個追求是奠基在他人的苦痛之上，學術研究到底是不是一個「助」人的行業，就真的難以定奪了。

這起事件也反應了制度的重要性，不良的制度有時候真的可以傷人。當時的英國因為在驗屍程序上缺乏完備的知情同意制度，且一直沿用過時的人體組織法，導致醫院及醫師不但能輕易地摘取及保存往生者的器官，他們自己也不會因此陷入違法的險境。而這正告訴了我們，一個完善的研究管理制度有多麼重要。制度化的研究管理可以由很多小地方做起，例如計畫主持人可以建立實驗室參與及管理政策，並要求團隊成員都要徹底落實；大學校院或研究機構可以制定利益衝突管理、作者掛名、受試者保護，以及研究資料儲存與管理的相關政策與機制，並於學校與機構內廣為宣導，以確保師生都能充分理解這些規範，並實踐在他們的專業活動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制度與政策都要與時俱進，定期檢討與更新，才能跟得上全球學術研究界與社會大眾對於研究倫理的要求與期待。

五、結語

學術界之所以要重視研究倫理，其中一個原因是避免社會大眾因為違背研究倫理的事件，而對學術研究產生不信任；學術界一旦失信於社會，重建關係的歷程可能是條漫漫長路。

英國這起事件撕裂了社會大眾對醫療研究的信任。事情發生後，英國的醫學研究界與法學界都積極在檢討現有的相關制度，並修訂舊有、不合時宜的人體組織法。但同時他們也擔心，即便新的法規與監管制度上路，民眾也可能已經對醫學研究失去信任，往後同意捐贈器官作為研究之用的志願者可能更是少之又少。重建醫學界和社會大眾之間的互信關係，是當時英國社會的一大功課。

學術研究的終極目的是服務、造福人類社會，而研究倫理在這當中扮演著促進三贏（參與者、研究者與社會大眾）的角色。研究倫理同時保障著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也能讓研究者受到外界的尊重，並使研究成果能實際嘉惠於社會大眾。而要建立這種三贏的局面，需要每一位參與在學術研究工作中的我們，共同透過落實研究倫理來努力；我們也應該時刻謹記社會大眾對我們的期許，及我們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影響力。

六、參考資料

致謝：感謝蔡甫昌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針對本文給予寶貴的意見。

建議引用格式：潘璿安、周倩（2020，二月）。不知情也不同意？英國 Alder Hey 兒童醫院的嬰兒器官蒐集事件。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35，2–13。原文連結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科技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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