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專文 | 我捏造了一系列實驗！荷蘭社會心理學家 Diederik Stapel 假造研究數據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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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2020 年七月 / 第 40 期
作者：周倩、潘璿安

在上一期中，我們介紹了 Stapel 的生平與案件。Stapel 於 1997 年獲得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2006 年起擔任荷蘭蒂爾堡大學（Tilbrug University）教授。2011 年被人檢舉偽造一系列研究數據，隨後被蒂爾堡大學調查、停職。2012 年的調查報告顯示，Stapel 畢生共發表 137 篇英文期刊論文，與 24 篇專書論文；其中共有 55 篇論文造假，並有十本指導的學位論文使用假的研究數據。Stapel 採用「無中生有」（自己創造出所有數據）或「偷天換日」（改動部分蒐集來的數據）的手法寫出內容不實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後來都被期刊撤除，但是因為這些都是 Stapel 的個人行為，因此其學生的博士學位沒有被撤回。

在這一期中，我們來討論 Stapel 事件對荷蘭學界（含大學人才培育）與世界學術界的啟示。

一、Stapel 事件對荷蘭學界的影響

學術界面對重大學術倫理案的反應，一開始總是不可置信，然後指責這個違反之人是個老鼠屎，破壞了一鍋講求誠實的粥。但是真的只有一粒老鼠屎嗎？ Stapel 為何能如此長久地造假數據而不被舉發？學術環境與制度出了什麼問題，致使諸多的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層出不窮？我們又該從這些案例裡省思些什麼？

就研究者個人的因素來說，Stapel 在接受訪談時提到（Bhattacharjee，2013），他的強烈企圖心開啟這場學術欺騙的大門，同時背後亦存在更複雜的因素。他一再強調自己熱愛社會心理學，但是社會心理的實驗數據常常都很混亂，不如預期。他是個終生講求優雅、秩序，與對稱的人，這讓他在處理資料時忽略了求真的原則。他也認為，捏造的資料讓研究成果看起來很「迷人」，可以吸引期刊注意，增加刊登的機會。

Stapel 也在同一個專訪中提到，學術界其實早就已經商業化了；研究資源越來越少，競爭者越來越烈，研究者需要經費做研究，只好不停地賣好產品，而這個好產品就是有漂亮結果的論文。其實 Stapel 早年研究也都是使用真的數據，只是這些數據非常混亂，變項間關係不清，很難符合假設或自圓其說。而聰明的他很快就發現期刊要求的是簡潔的研究與聳動的標題，於是開始寫小而美的論文；他開始製造美麗的數據，而且就像吸毒一樣，一旦上癮就欲罷不能。

就學術環境因素來說，調查報告中針對此案檢討了學術圈內一些常見缺失。舉例來說，Stapel 的研究中常有一些問題，包括：

  • 確認偏誤（verification bias 或 confirmation bias）：即研究者選擇性地蒐集有利證據，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的想法或假設。
  • 缺乏複製研究（missing replications）：指沒有重複進行相同條件下的實驗，以驗證前面實驗的有效性或正確性。
  • 不完整或不正確地報告實驗程序（incomplete or incorr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earch procedures used）：指含糊報告實驗設計，對實驗流程、控制介入、受試者背景或刺激物的描述不清。
  • 統計缺失（statistical flaws）：指有些共同作者連基本的統計檢定錯誤都看不出來。
  • 缺乏科學批判（failure of scientific criticism）：指共同作者或期刊主編根本沒有發現 Stapel 的實驗是不可行或不可能做到的。

荷蘭學術界痛定思痛，不想浪費任何一個學術倫理案帶來的血淚教訓，故調查報告也做出了一些改進建議，摘要重點如下：

  1. 要求所有研究者都要遵守研究誠信準則，例如 The Netherlands Code of Conduct for Scientific Practice（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therlands，2004；2012 修訂），以及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All European Academies，2011；2017 修訂）。進行量化統計分析的研究者要遵守 ISI Declaration on Professional Ethics（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2010）。
  2. 博士生的實證研究實驗一定要自己蒐集資料。
  3. 實施雙指導教授（supervisor 及 co-supervisors）制度，二位都要負責檢查原始數據的品質。
  4. 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要清楚知道研究數據是如何蒐集的。即便是已經發表在期刊中的研究，也不能直接斷定一定是真實的。
  5. 心理學界要改進其研究文化，除了嚴重的研究不當行為，還有一些輕微的不良研究行為（minor misdemeanours）需要詳加注意，例如刻意去除一些研究變項，報告中稱這些行為是「草率的科學」（sloppy science）。（註：不過這點被國際心理學界批評，覺得 Stapel 是個極端個案，不能牽連太廣，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調查委員會的主席也有出面澄清，說他們沒有要指責心理學界的意思，但也不能否認，正是因為大學和期刊在許多的關鍵時刻都失能了，才讓 Stapel 有辦法騙過學術界，且歷時這麼久。）
  6. 對於往後的案件調查，一定要在保密不公開的情況下進行，才能獲得實情。結果一定要公諸於世，才能探究原因並收預防示警之效。

二、Stapel 事件對學術界的啟示

除了荷蘭學界的深切反省值得各國參考外，Stapel 案件還有一些議題值得我們深思。

（一）注意不合研究常規的警訊（red flags）
研究者一定要對研究的執行和發表有多點的警覺性，當然這不代表要時時刻刻懷疑別人的研究，但至少當別人的研究行為超出一般的理解時，就要有所警覺，並在必要時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在 2012 年公布的調查報告中，調查委員就特別嘉許了吹哨的三位年輕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的勇氣與警覺性遠勝過系上的其他教授。

以 Stapel 的案件為例，這當中就有很多超乎常人理解的研究行為，例如允許學生或共同作者沒有實際參與研究資料的蒐集，而系上同事居然也沒人質疑過這點；學生要求看原始數據時不給看，卻也沒有覺得這怪怪的；研究論文中沒有清楚說明數據是如何蒐集的，或論文中展示太完美、太奇怪，或不太可能發生的數據型態等。另外研究資料不願公開、研究數據沒有保留至少五年，或大學沒有設置負責學術倫理的行政人員等，這些也都不太符合現行的常規。

（二）調查委員會開放、透明、徹底的調查與報告
荷蘭的三個調查委員會所發表的共同報告，可以說是一個學術倫理案件的調查典範。其中不但列有18位資深教授兼調查委員與五位統計學者的名字，還列出 93 位受訪者的名字以及訪問題目；報告中說明了委員會對「欺騙」（fraud）的定義，再各自利用資源去取得證據並進行調查。三個委員會既獨立進行調查，也充分地合作和分享結果。

委員會成員對這起案件的探究精神，也是不容小覷。他們針對 Stapel 的博士論文、之後的 138 篇期刊論文、18 本指導的博士論文，以及專書章節中的各個實驗程序與資料，全部進行再次分析；他們尤其注重其統計結果中那些「實驗假設鑑定結果為異常地顯著」（chance variations that are too small）、「參數效果值及關係估計值過大」（effect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are too large）、「不尋常的多元變項間關係」（unusual multivariate relationships）與「樣本蒐集不具獨立性」（dependent observations）的問題。調查委員會一年多來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努力，讓這本報告書像是為荷蘭社會科學界做了一次大體檢，最後終於寫出有助於提升量化研究品質的一些實質建議，並提出改善荷蘭大學博士人才培育的具體作法。

（三）犯過之人的後續
Stapel 在專訪中提到（Bhattacharjee，2013），他十分後悔其所作所為，尤其是對不起他指導過的 20 多位博士生。他自己承認這起案件所牽連之廣度與嚴重度都相當高，幾乎變成一個極端的案例；這不是一篇論文或 10 篇論文造假的問題，而是涉及 50 多篇論文與專書的連續性欺騙行為。

此外，即便 Stapel 幾乎不可能回到學術界了，但那些博士生呢？學校雖然沒有撤銷他們的學位，但難道他們的學術聲譽不會受到影響嗎？他們還能在學術界立足嗎？更現實的問題是，這些從來沒有自己收過資料的博士，他們的學術訓練真的有足夠到能讓他們在學術界獨立發展嗎？這些可都是 Stapel 從未細細思量過的問題。

除了媒體追逐外，Stapel 的身心以及家人也都受到重大打擊。2013 年六月，Stapel 向檢察官認罪協商，同意服 120 小時的社區服務，也歸還一年半的薪水，以獲得不起訴處分。但是此學術倫理案不能只採最低標的不違法而已，這應該屬於道德上的重大瑕疵。此外，他的博士生與共同作者會如何看待他？因為 Stapel 不只傷害了他們的學術聲譽，也毀了學生們用於找到第一份學術工作的那本博士論文，讓他們的未來在一開頭就極其艱辛。學術界與荷蘭人民可能也難以原諒他，因為他不僅毀了社會大眾對研究者（特別是對社會心理學界）的信任，也讓國際科學界在討論重大的學術倫理案時，不免都要把他們國家的極端案例重新翻出來再講一次。

至於 Stapel 現在在做什麼？為了籌措生活費，他於 2014 年出版了前面提到的半自傳書籍 Faking Science，獲得毀譽參半的評價，一些人甚至認為他怎麼還可以從自己的不良行為中獲利。果不其然，幾天後就有人把這本書的 PDF 檔放到網路上，擺明了就是不讓 Stapel 賺稿費。後來學者 Nicholas J. L. Brown 獲得 Stapel 授權，將大部分的章節翻成英文，現在讀者可以在網路上免費下載到英文版本（創用 CC 授權），而 Stapel 當然也是一毛版稅都沒有收到。

2016 年也曾有報紙披露荷蘭有一個技術學院要聘 Stapel 為一年的專案教師，消息一出舉國譁然，聘約被迫取消；另外他曾主修戲劇，也申請到一點荷蘭國家劇院的經費，但也被迫停止。這些後續訊息透露出學者一旦曾嚴重作假，要回到學術界的機會必定相當渺茫，也可見學術界對「更生人」的包容與接受度仍有待觀察與討論。Stapel 的案例也告訴我們，大錯都是由小錯開始慢慢累積起，如果發生小錯時沒有即時覺悟，等到累積成大錯後，終有一天會因為東窗事發而不可收拾。與魔鬼交易的下場就是在學術界永無立足之地，學者們不可不戒慎恐懼！

四、參考資料

致謝：感謝吳俊育副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與林杏子副教授（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針對本文給予寶貴的意見。

建議引用格式：周倩、潘璿安（2020，七月）。我捏造了一系列實驗！荷蘭社會心理學家 Diederik Stapel 假造研究數據案（下）。科技部研究誠信電子報，40，1–10。原文連結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科技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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