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教育部《學術倫理電子報》2021 年二月 / 第 3 期
作者：潘璿安
第四屆首爾「亞洲與泛太平洋地區研究誠信網絡會議」（The 4th 2021 Seoul Asia Pacific Research Integrity Network Conference，以下簡稱 Seoul APRI 會議 ）於 2 月 25 日以網路視訊的方式召開。此次會議的主持單位是政府機構「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NRF），籌備單位則是「韓國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Korean University Council of Research Ethics，KUCRE）。這場兩年一度的會議，原訂於 2020 年歲末在首爾舉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延至 2021 年才召開，也因此主辦方將今年的會議主題定為「在 COVID-19 時代下建立研究倫理的當前議題與任務」（Current Issues and Tasks to Establish Research Ethics in the Era of COVID-19）。
今年的會議進行方式，是由各國代表進行專題演講，內容聚焦在過去兩年各國在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方面的推動進度與成果，同時分享在疫情下，相關教育的因應措施與變革。這次共計有 19 位講者進行演說，分別來自韓國、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日本、泰國、澳洲、美國與印度；臺灣講者包括中央研究院的曾志朗院士，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周倩教授與潘璿安助理研究員。
本文將分享與會學者們所提出的其中兩個討論問題，兩者都是值得臺灣學術與教育界思考，甚至提出相應方案的議題。文末則分享此次會議給臺灣學術界的一些啟示。
一、學者們所提出的兩個討論問題
（一）儒家文化（Confucianism）如何影響研究倫理？
在今年的會議中，不只一位學者注意到儒家文化對研究倫理的影響。來自韓國科學與科技聯合大學院大學（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 Hwan-Jin Nho 教授就指出，儒家文化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這種以關係為導向的處世哲學，有時卻與當代研究倫理之普世原則背道而馳。
舉例來說，Nho 教授認為東亞的研究人員可能會為了維繫學術合作關係，而選擇對眼前所見的不當研究行為情事保持沉默；這也使得東亞的研究人員不會輕易採取「吹哨」（whistleblowing）行動。尤其一旦當事人考慮到採取行動後，對所有利益關係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便很可能選擇持續隱忍不當情事。Nho教授也表示，東亞學術界在管理利益衝突上，也面臨著類似的情況；即東亞研究人員為了顧全大局，常不善拒絕可能衍生利益衝突的請求。
服務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 Susan Garfinkel 博士，也從她長年參與不當研究行為案件調查與審議的經驗指出，亞洲學者間對於高權關係的敬畏，固然是一種對於傳統文化的尊重與實踐，但若被不當利用，也可能成為縱容系統性不當研究行為的肇因。
當代研究倫理的普世原則，主要是奠基在西方社會與其知識體系下所建構而成，因此多少會和東方社會的部分價值觀與文化習慣有所出入。因此，如何因應那些基於對傳統文化與價值觀的尊重，所衍生出之可能違反研究倫理作為，是東亞學術界亟需思考與積極應對的課題。會中有學者建議，應先透過實證研究去發掘待解決的文化議題，包括界定出儒家價值觀與研究倫理普世原則的相衝突之處，再透過教育加以著墨與澄清。當然，此時在課程的內容設計與理念傳達上，都必須相當謹慎，包括應在傳統價值觀、文化習慣，以及當代研究倫理間，盡力找到最能平衡論述的交叉點。
（二）誰才是最適合教研究倫理的人？
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的 Jun Fudano 教授表示，依其長期推動研究倫理的經驗，日本的機構最常反應的困境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優良師資去教研究倫理。但他認為，在學術界的任何人，只要有參與研究執行，無論是教師、研究人員或學生，都應該具備傳播研究倫理的能力。來自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 Michael Kalichman 教授也在與談中，表示認同這個想法。
Kalichman 教授以該校工程學院為例，該院設計了相當多的倫理教學活動，讓師生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有興趣的活動去參與。活動內容除了包括最常見的正式教學（如修習研究倫理、工程倫理等課程）外，也包含讀書會（book club）、影片之夜（movie night）、倫理事件演習（ethics disaster drills）等非正式教學。工程學院也會培訓師生在說故事（telling stories）方面的能力，讓他們能透過敘說一個攸關研究（或工程）倫理的故事，去傳達相關的知識與理念。此外，他們也會培訓有意願成為研究倫理「導師」（mentors）的教師及學生，讓他們在結訓後，成為同儕間的指導者（peer mentors）。再者，院內也會不定期舉辦「研究團隊同儕審查」（peer reviews of research group），目的是讓團隊領導者（如計畫主持人）能相互檢視實驗室的管理政策與管理模式，以確保這些管理機制能達到預期的成效；所有優良的管理案例也會被學院記錄下來，作為正向的參考範本。
簡言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工程學院展示了以多管齊下方式去推動研究倫理的範例。在規模上，小至個人閱讀與看電影，中至開課與課程內的多元互動（如倫理遊戲、倫理辯論等），大至院所對計畫主持人的管理績效評鑑等，透過這種點線面的連結與擴張，使推動研究倫理逐漸成為院內的一種學術風氣，並讓人人都可以是研究倫理的推廣者，同時也增加探索研究倫理的多元性與趣味性。
二、給臺灣學術界的啟示
Seoul APRI 會議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亞洲與泛太平洋地區的學者能交流研究倫理相關議題，並橋接起區域性的專家網絡社群；其中也不乏來自美洲學者的參與，從他們的經驗可以更瞭解，西方學者是如何看待與詮釋亞洲社會的研究倫理。今年的會議也為臺灣學術界帶來一些啟示。
（一）現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應加強對傳統學術文化的著墨與應對
現行的學術研究倫理教育應該對傳統學術文化有所著墨。當今許多研究倫理的普世原則與實務作法，是源自西方社會，有其特定的歷史淵源與脈絡，因此這些原則與作法不一定完全切合東方的觀點與習慣。此時，學術研究倫理教育便扮演關鍵的角色，包括協助學習者察覺潛在的東西方差異、瞭解如何在差異間權衡利弊，以及探索有助於消弭東西方差異的辦法；更重要的是，教育能增進參與跨國合作之研究人員對於文化差異的意識與敏感度，並秉持更客觀、更包容的立場去從事專業工作。
在實務上，學術界與科研管理專責機構也應該共同思考，如何透過更完善的制度與流程，去保護吹哨者及其隱私，讓他們能在更安全的情況下，通報疑似違反研究倫理的情事。同理，若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過多的人情顧慮可能會影響利益衝突的正當管理時，或許從制定更完備、更嚴謹的制度去著手改善，會是一種比較務實的作法。
（二）不只教師，學生也可以是學術研究倫理的推動者
遵守學術研究倫理是每一位研究工作者的責任，無論其身分為何，都有履行這個責任的義務。
現行的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多是由政府專責機構與特定教師社群主導，在校學生則處於受教者的被動角色。而在未來，或許應該思考如何轉換學生的角色，賦予他們多元形式的參與機會。舉例來說，很多時候學生遇到學術倫理或研究倫理的相關問題，會不太敢向指導教授或其他師長求助，只能找不太專業的同儕，尋求不太專業的意見，甚至到社群網站提問，獲得來自局外人的主觀見解。然而，此時若能有一個經過專業培訓、由學生組成的同儕教育團體（peer education group）去協助他們，讓他們能用學生間習慣的溝通方式，去理解學術研究倫理，以及一起排解問題，教師則從旁扮演提供資源與支援的角色，或許不失為一個不錯的作法。
此外，同儕教育團體的成員也能與教師一同進行學術研究倫理課程的設計與發展，因為他們最懂青年學子間的溝通「語言」與學習方式；教師也能藉由學生的創意，發展出更多元、更有趣，以及更能提升學習動機的教學活動。這麼做也能拓展現行的學術研究倫理教育方式，給予師生更多探索倫理議題的正式與非正式管道。學生可能會成為未來的專業研究人員，甚至是未來的學術研究倫理教師，因此他們的參與也是為了將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向下扎根，培養新一代的學術研究倫理推動者。
三、延伸閱讀
The 4th 2021 Seoul Asia Pacific Research Integrity Network Conference. (2021). http://2021seoulapri.org
建議引用格式：潘璿安（2021，二月）。第四屆首爾「亞洲與泛太平洋地區研究誠信網絡會議」實記與省思。教育部學術倫理電子報，3，1–5。原文連結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教育部立場）
Sophia J. Pan, PhD 